人民日报社论 五问中国教育

      10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前夕考察北京三十五中时所作的重要讲话。字里行间，我们真切体会到总理对中国教育现存问题的沉思。
　　温总理的教育之思既是发问，更是要求。本报从温总理讲话中归纳出5个问题，以“五问中国教育”为题，分别约请来自高等教育学校和基础教育学校的5位知名校长，听他们就每一个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同时，还分别采访了5位社会知名人士和学生，从他们的视角，建言献策。希望这些观点能启迪思考，引发深层次探讨，在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共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进脚步。
　　 ——编者

温总理原音重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任继愈老先生90岁生日时，我给他送了一个花篮祝寿，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这不是感谢信，而是对教育的建议信。我坦率告诉大家，他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他尖锐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校长回应——
　　首位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中国校长杨福家：教育，不妨从“一二三四五”做起
　　今年73岁的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杨福家，从复旦大学校长职务上卸任后，2001年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担任英国名校之长的第一位中国教育家。这段时间，杨福家先生正在美国开会、交流。虽然行程紧张、采访不便，看到温总理讲话，他还是满口应承本报的约请，且十分慎重，因为——“这事情太重大了！”
　　想到了以色列的7所一流大学
　　我是在美国首都读到温总理的这次讲话。一看到“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立即想起了16年前在复旦大学接待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的一段情景。当时，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其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我问:“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答了一句:“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
　　以色列对教育的重视闻名于世，国家对教育的年投入占全国GDP的12%。早在以色列国建国前25年，希伯来大学就已成立，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魏茨曼后来成了开国总统。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
　　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3倍；论环境，我们60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那7所相比！总理一再问：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对比这些，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改革教育体制，培养合格公民
　　还记得，温总理2007年5月14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但如何具体化？这就是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任务。
　　这年9月14日，温总理曾希望我就“如何办好大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半年后, 我在很多同志的帮助下交“卷”。总理在复信中肯定了我们的努力，并指出：“倘有更多的人思考、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办好大学必有益处……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停留在议论上了，必须有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有更大的作为。”
　　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摘要如下，归纳起来是“一二三四五”， 很希望其要点能在《规划纲要》的最后版本中有所体现。
　　“一个中心”：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
　　“两个基本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
　　需要转变“三个观念”，并有政策配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确对待各种学位，学生的兴趣爱好决定了最适合他的学位；减少名校情结，对学生来说，适合他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校。
　　关注“四个要素”：有形资财，人力资源，文化内涵与办学体制。
　　其中，人力资源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授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温总理在讲话中提到“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深有感慨。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晚上10点，仍见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科研——在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景到处可见。
　　10年前，我与剑桥大学校长交流时发现：复旦科研经费只是剑桥的1/10, 几乎全部用在仪器设备上；而剑桥科研经费支出中，只有1/10用于仪器设备, 其余9/10全用于人：聘最好的教师，招最好的学生。两校用于仪器设备的费用一样，但剑桥用于师生的费用则大大超过复旦。现在，我国名校的经费与世界的差距大大缩小，但用于人的经费依然大大低于国际水准。温总理提到，要有“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这应体现在办学的各个方面。
　　文化内涵是四要素的核心，大爱是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而发展中国教育，还须进行“五项改革”：高考制度，评估制度，教育方法与内容，教育结构，教育体制。
　　教改的关键是体制的改革。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教育体制不仅是领导体制，还有同等重要的质量控制体制、师生激励体制等等。我在想，是否考虑先找两所大学来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
　　欲造杰出人才，根在基础教育
　　温总理到中学去谈培养杰出人才问题，也进一步表明：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高等教育的问题，而且与基础教育有密切关系，应该从小抓起。
　　北京三十五中是一所优秀中学，作了充分准备欢迎总理光临。但从照片中可以发现，班级人数太多，不利于师生互动。我记得，克林顿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到：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美国要在教育上采取10个措施，其中之一，是把中学班级平均人数从22人减到18人。
　　印象很深刻的有一张温总理与同学一起记笔记的照片。温总理记笔记的结果，是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同学们是否也有充分机会提出意见，包括反对意见呢？老师是否鼓励学生们这么做呢？在教学方法上，我认为，应以学生为中心，“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教师的职责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思考，是发现学生头脑中的火种，让进学校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不过，如果高考制度不改，一切都是空话。
　　我充分相信，只要上下努力，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本报记者姜泓冰整理）
　　名家建议——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须尽快确立“国家教育价值观”
　　51岁的朱永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对于教育，朱永新一直不放弃任何机会鼓与呼，并积极推行着“新教育实验”。
　　凌晨两点，朱永新还在回记者短信：“关于温总理教改意见，我有一些思考。”
　　这是温总理教改意见全文见报后的第二天晚上。此时的朱永新正出差深圳。
　　他发来了一篇整整1万字的《新中国60年教育历程及反思》。包括：中国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教育的主要经验教训；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建议。而后三个问题，竟洋洋洒洒7000多字。
　　第二天中午，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他又说：“昨晚我一夜未眠，一直在想：摆脱中国教育的现实危机，最最迫切的，也许还不是我在‘反思’里提到的那些问题与建议，而是必须尽快解决全民‘集体失望’现象，树立‘国家教育价值观’”。
　　朱永新说，教育是一个公众性话题，全民对教育有很高的期待，但正如总理所言，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再加上，几轮教育改革均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了当下的“集体失望”现象。
　　“这对中国教育未来发展不利。” 他说，当前，应通过即将制定完成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唤起全民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改革。”
　　而在朱永新看来，要唤回信心，最刻不容缓的，是解决好整个民族的“核心教育价值观”，“回到教育原点”。
　　他说，教育的最重要使命，是培养美好的人性，塑造美好的人格，从而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生活中，分数恰恰成为教育至高无上的追求，成为衡量教育品质的唯一标准；在我们的大学，就业成为最急迫的任务，成为判断大学优劣最关键的指标。“这是中国教育许多问题的滥觞”。
　　朱永新为此呼吁，“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一个‘再出发’的问题。现在，应该追问教育的原点，问一问：作为国家教育价值观，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人？到底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带到哪里？”
　　从“原点”出发，朱永新一气儿列出了中国教育之五大“问题”：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教育发展不平衡，公平问题突出；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左右着教育；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教育经费依然短缺。
　　“我们对教育的投入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应继续优先发展”，他希望国家能够努力兑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4%的目标；他建议尽快建立分类指导的义务教育国家基准，而增加的教育投入，应优先投入西部、农村等最薄弱的环节，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在他看来，教育公平、素质教育、教师队伍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入教育生活，都与“国家教育价值观”的形成紧密关联。
　　他说，过去60年，中国教育界对改革是讲的人多，干的人少；局部改革多，整体改革少；浅层改革多、深层改革少。这既与我们的办学体制僵化、学校的自主权太少有关，更与教育发展的盲目有关。
　　“教育共识不形成，改革会是瞎折腾。”朱永新建议，有必要尽快在全社会发起一场“教育原点”的大讨论，确保方向的正确性。他说，“中国教育改革，再也不能无的放矢了。”
　　 （本报记者吴焰采访整理）
　　学生看法——
　　被温总理称赞“难得”的大学生李强：多倾听学生的意见
　　今年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强，在大学期间曾因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受到温总理的高度肯定和热情评价，称赞“《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
　　“上学为了什么，毕业去做什么，学生也很迷惘。中小学时，考学是唯一目标；到大学又发现，不过是阶段性目标。”谈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困惑，李强语气中仍带着一丝无奈。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不钻研学术。李强认为，这恰恰说明大学的学术教育不能满足学生毕业后的需要。“大家对学术缺乏兴趣，不想为申请课题经费去做很多学术外的事，不想为了评职称去发表一些无用的文章，更不想为了竞聘一个处长和几十个人挤破头。”
　　“迷惑的东西真多。”李强解释说，应试教育问题重重，但全面自主招生又不具备操作性；希望改变大学照本宣科强调知识灌输的教育，又不得不依赖大量高素质教师队伍进行小班教学。
　　更让李强所困惑的是，对教育，社会各界总是各说各话，但作为教育直接相关人的学生，却是在持续不断的讨论中缺席，只能默默接受着各种试验和结果。
　　李强表示,他很想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相关教育规划的过程中，多征求学生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他对记者说，规划很重要，应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不要急于求成。“因为，一旦方案形成，就要稳步推行，扩大实施面。学生一辈子只有一次系统接受教育的机会，出现任何偏差，就是一代人的问题，这样的教训应该接受。”

温总理原音重现——
　　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坚持以德立身、自尊自律，以自己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教育和感染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
　　校长回应——
　　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张炳良：教育家，要站得高看得远
　　张炳良教授，曾获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对公务员制度、亚洲地区公共管理改革等有专门研究。出任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后，尽管公务繁忙，但一直未放弃对高等教育的思考。
　　比知识的量更重要的是质
　　随着知识社会与全球化的来到，今天的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已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对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他们既要保持对教育的热情，继续学术的追求，也要面对日益增强的公众对大学的问责，设法为大学增加资源以及努力改善大学的管理。
　　一所大学的领导人，首先必须作为一个教育家，为学生提供全部的学习经验，使得学生们培养起终身学习与自我提升的能力，以便适应一个经济与社会不断变化的时代。大学领导人应该创造一个有利环境让学者创造与传播知识、维护学术自由与大学的求真精神。
　　身处知识型社会的教育家和老师，不再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有了互联网，学生知道的有时比老师还多。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是知识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如何分辨、使用知识，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独立思考，应该是未来的老师要教给学生的。
　　教育家和老师应该是做人的典范。对学生影响较大的老师，通常不是因为他们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有什么重要成就，而是他们做人的态度以及对学生的关心。我常对学生讲，也许你们的考试成绩和学术成就不一定是最高的，但你们应该很重视师范教育，因为将来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将是你们教出来的。
　　不能关门办学，要有全球眼光
　　大学校长不能关门办学，而是要与社会上各个利益相关人互动，以提高外界对大学的认识程度。今天的教育家应该看得更远。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领导人必须具备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视野以便与世界上各大学交流，也应站稳本国的学术传统与历史文化，促进多元兼容，并培养师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欣赏。
　　为了保证大学校长拥有上述能力与领导大学的自主性，在香港，大学校长的遴选和任命由校董会负责，政府不介入。校董会由各界的领袖组成，他们来自商界，企业界，教育界，社会服务，校友及学校师生员工的代表。校董会审核大学校长候选人的资格，包括树立目标的能力、学术成就、行政经验、领导才能、全球视野，等等。大学校长的招聘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今天，香港的大学校长们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杰出学者，其中有一半人来自海外的大学。
　　有位学者从亚洲的角度出发，认为亚洲高等院校国际化过程出现了三波，即三个阶段。
　　第一波，就是早期亚洲各地派出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香港第一代学者都是从海外留学回来，这个阶段认同了欧美国家的教育理念，故此，亚洲第一波国际化即等于西化。第二波，除了亚洲学生到欧美留学外，欧美学府应亚洲市场的需要，陆续跟亚洲高等院校合办遥距（注：即“远程”）课程。第三波则是随着亚洲各地政府愈来愈开放，允许欧美学府到亚洲各地办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越南等都出现由欧美学府到当地建立分校的现象。
　　在这三波的基础上，我认为会出现第四波：随着亚洲高等院校质素（注：即“素质”）日渐提升，顶尖人才辈出，加上愈来愈多欧美学府到亚洲各地建立分校，亚洲已有条件去吸引欧美学生到当地留学，所以未来高等院校国际化的情况，将不再单以欧美为中心，亚洲亦会成为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地方。
　　亚洲的教育家，要为此做好准备。 　
　　 （本报记者袁新文采访整理）
　　学生看法
　　全家8人做教师的在校师范生罗莎：先从“培养优秀教师”开始吧。
　　罗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免费师范生。成绩优异，三年来，她连续获得专业一等奖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家。
　　我家中有8位教师，他们在不同的学校，教授不同的课程，但都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是他们的乐观和奉献让我看到了，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一颗真挚的心去热爱，也需要踏实肯干的态度去做好。
　　教师是社会的改良者，他们永远将最好的东西告诉给学生。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许许多多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又将影响他们的家庭，推而广之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我们的社会需要美的东西去填充，这就需要许许多多的优秀教师。而教育家也将在这些优秀教师中间产生。
　　所以，要问我们的教育家在哪里，首先要培育诞生教育家的土壤，要从培养众多的优秀教师做起，壮大优质师资的基数。除了丰富而成功的教育实践，教育家的诞生还需要理念的开拓与创新。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教育公平、教育均衡任重道远。再加上网络化、全球化，学生心理、教学手段、教学理念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问题重重，机遇多多，为教育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景。所以，教育家的养成，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学校的衙门化、行政化，引导更多优秀教师，立足本土教育实际，放眼国际教育前沿，敢于自由发展、积极创造。
　　教育家的诞生，除个人努力和机遇外，还离不开整个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培育。所以，我认为，除了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还需继续扩大免费师范生规模，让师范生免费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让教师成为一种光荣的职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从事教育事业。
　　 （本报记者赵婀娜采访整理）
　　名家建议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行政化捆住了“教育家”手脚。
　　身为国内知名调研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的袁岳，近年来频频“客串”到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和主持人，从社会到财经，均可听见他对各种现象的评点。而中国教育也出现在他视野中，其新著《调教——独生世代的新亲子之道》就侧重讨论了独生子女时代下的亲子教育问题。
　　以我的观察，我们的教育界存在“四少四多”的情况：热爱钻研所教所研专业的老师少，照本宣科、了无生气的老师多；擅长启发与创意教学的老师少，积年不变固步自封的老师多；擅长沟通与学生为友的老师少，敏感虚荣沾染官气的老师多；富有才华的老师少，平庸无新的老师多。
　　教育家不应当只是知名学者，本质上应是教育界领袖。“领袖”的标准至少应包括：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有系统的经营管理的思想；有能与普通学生和教师沟通、赢得普通师生赞同票的沟通能力。可惜，现在多数校长更像“官”。
　　我认为，教育机构应给予校长更多的独立管理责任，让他们拥有自主治校的权利，让教授、教师和学生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是什么都由行政主管机关决定；校长要有对教师、对学生负责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向行政部门交代。这种教育领导者，需要拥有独立人格、沟通魅力、学术理解力与探索空间。过度行政化的管制，产生的不是教育家，而只会是例行公事的“教育公务员”。
　　导致“教育行政化”的局面原因很多，我归纳成三点：一是主管部门对学校独立管理不放心；二是教育机构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很难真正以教育为本、以人为本；三是探索真正的教育规律比较困难，而行政化手段却简单得多，所以教育管理者更乐于借助行政工具。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行政化做法可以用于一时的调整与纠偏，但不适合长期、整体地管理教育工作，否则，它会弱化教育创意和学术竞争，并使那些本应受到重视、并遵循教育规律去处理的重要问题纳入行政化模式中。　　
　　教育规律的内在是“人”。考试这种方式，从小学延伸到大学，说明我们对教育规律的漠视。我们的教育缺乏对中国产业人才需求的系统研究。说到底，教育行政化就像是搞计划经济，而且是连供求规律也没弄明白的低水准计划经济模式。
　　温总理指出，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了，我们的学生却为什么还是缺少“素质”？依我看，“教育行政化”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家教与亲子教育领域又缺乏社会对策，社会组织与教育单位的互动也不够。我们急需一个大教育范畴下的革命性革新，而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在原有模式下的修修补补——因为，仅凭教育行政自身的革新能量，很有限。

（本报记者赵梓斌采访整理）